意识形态斗争要注意的两个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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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其他国家/文明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，在我国历史上，很少见。这直接导致我们缺乏相关的斗争经验。在这方面，西方人却很擅长。一部基督教史，就是一部基督徒和异教徒、异端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。西方人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，格外丰富。
那么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像历史上那样，在意识形态上保持超然、无所谓的态度，继续坚持“思修文德，远人来服”“礼闻来学,不闻往教”的传统，不去做积极主动的意识形态斗争呢？
这恐怕不行。
古代中国在意识形态斗争上的超然、无所谓态度，建立在中国文明远超周边国家、地区的基础上。因为鹤立鸡群、远远超越周边，中国古人对自身文明和社会制度的信心十足，完全不屑于和其他人争论，更不用说什么意识形态斗争了——你们爱学就来学；不爱学，也随你们的便。老子不在乎。
这个条件，我们今天可不具备。
近代以来，中国积贫积弱，内忧外患不断，国家饱受屈辱和打击。中国人对自身文明的自信心一度降到谷底。在充分恢复自信心以前，要不辞辛苦地去做意识形态的斗争，以攻为守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要知道，我们现在放弃意识形态斗争，那可不是什么超然或者无所谓。热衷于意识形态斗争的西方人可不会客气，他们会持续、猛烈地进攻。我们只能陷入被动招架。在意识形态领域，被动招架基本上就等于被动挨打，而挨打多了，就会被打垮。
多年以后，待到中国恢复历史上那样巨大的文明优势，我们或许也会恢复历史上对意识形态超然、无所谓的态度。但目前，不行。目前，我们必须展开积极主动的意识形态斗争。
而要想在意识形态斗争上取得主动乃至胜利，须注意以下两个问题。
第一，坚持以量变促质变的方法。
意识形态的斗争，战场是世人的头脑，而人的头脑在思考问题时，有固定的规律。意识形态斗争，必须充分理解和利用人脑的思维规律，而不能想当然，不能一厢情愿。
人脑的思维规律，首要的一条是，人的思维是成套的。
这方面常见的现象有两个，一是贴标签，二是双重标准。
贴标签，往往被批评是简单粗暴的思维方式，其实，贴标签是人脑思维的必然。
人在生活中接触的人、事、物，太多，不可能对所有的外界信息都做深入细致全面的了解。除了少数特别重要的人和事——比如家人、工作——以外，对其他，只能做贴标签处理，否则，没法生活。
张三是个厚道人、老虎是凶猛的动物、美国很富裕很发达、川菜很辣，等等。这些都是标签。
标签是用胶水粘上去的，贴上去了就不容易揭下来。同样，贴标签的思维方式，要点就在于——不会轻易改。某人某事某物的特性，被打包成一个“认识套装”，上面贴个标签，成为一个固定印象。人脑就是这么运转的。
“不会轻易改”甚至会表现为耍赖和拒不认错，也就是面对相反的证据，也不肯修正自己的观点和看法。
川菜被认为很辣，其实川菜里的开水白菜，一点儿也不辣。可是，即使你端上来这道菜，人们也不会改变“川菜很辣”的印象。他们会说开水白菜这道菜很特殊，不算典型川菜——其实开水白菜是川菜十大经典菜之一。
美国被认为很富裕很发达，但美国明明有很多“不富裕不发达”之处，但即使你出示大量这方面的文字资料、图片、视频，甚至深入的访谈，很多人也不会因此改变美国富裕发达的印象。他们会辩称你的那些证据只是局部和少数。
反过来的道理也一样。有的地方，在人们的印象中是贫穷落后。即使你出示大量这些地方繁荣、富裕的文字资料、图片、视频，人们也不会就此改变印象。他们会认为你的证据都是假的，或者是片面的，或者是别有用心的宣传。
周围的朋友、熟人、同事等等，只有极少数特别熟悉的，我们会去全面深入的了解。对其他的人，我们会有个整体印象：某人厚道老实，某人心机很深，某人不可信任，某人很能干，某人比较懒等等。
这个整体印象一旦形成，就不会轻易改变。即使遇到某些相反的事例，比如单位里一个被认为是很懒的人，忽然这一天很勤快，忙前忙后的，你顶多有些小吃惊——今天领导要来视察么？但不会因此就改变对他的印象。
也就是说，人们对某人某事某物的认识，是打包成套的，上面有个标签。这个标签必然是高度简化和主观的。重要的是，这个标签并不会因为某些相反证据就改变——不会轻易改变。
这其中的道理在于：生活中遇到的绝大部分人、事、物，对我们来说，都没那么重要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要节省脑力这种宝贵资源，不去费力对他们做尽可能准确的判断——有个大致印象即可，这就是贴标签。并且，也不会因为出现相反证据就撕掉标签重新贴，那也嫌累。
只有那些少数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人、事、物，比如在高考答卷时，或者选择配偶时，或者刑警侦破案件时，人们才会开动脑力，全面分析各种信息和证据，努力做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。
对贴标签这种必然的人脑运行规律，很多人误认为是偏见和歧视，甚至认为是故意冒坏水。我明明出示了证据，但他还是坚持不改。这人不是蠢就是坏。“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！”
其实，这是人脑运行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。
因为有贴标签这个思维习惯，所有又有了双重标准。
双重标准是一种常见的批评，但这种批评基本都是无效批评。道理很简单，你认为他对同一类行为有两种不同的对待，是双重标准。但他并不认为那是同一类行为。你和他的标签不同。
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中的人物原型，用行贿和暗中安置等办法帮助犹太人逃生，这显然违反了纳粹德国的法律法规。可大家都赞颂他，说他是个大善人。为什么一个违法违规的人反而成了大善人呢？你们对其他违法犯罪分子也是这态度么？这显然是双重标准嘛。
大家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双标。大家会说，纳粹德国的法律算什么法律。就应该违反。恶法不是法。违反恶法，好得很。
看，根子还在于大家已经给纳粹德国牢牢贴上了“邪恶”的标签。因为标签不同，所以同为违法行为，违反纳粹德国的法律，完全没问题。反对其他违法，但支持这个违法，不算双标。
我们再想象一个情景。给你看一个监控视频：三四个大男人围着一个女人暴打，打得那个女人血流满脸、惨叫不止。
你肯定很气愤，会严厉谴责这种暴行吧。男人怎么能打女人呢，还好几个大男人打一个女人。这太野蛮了。公安机关必须立即抓捕打击这几个暴徒！
接下来给你看更多的信息。原来，这个女人是人贩子，专门诱拐儿童。她拐走了某家人的小孩，并且为了逃跑，把小孩害死了。现在，这个人贩子落在了受害人家属手里。人家正在狠狠惩罚她。
现在，你还会气愤和谴责么？不会了吧。你甚至也想上去一起打吧。人贩子太可恨了。人人得而诛之。
同样是几个大男人打一个女人，你为什么双重标准呢？因为在你看来，打女人和打女人贩子，这根本就不是同一码事，本来就不应该适用同一标准。
可见，所为双重标准，实际上是大家对某人某事某物的标签不同。你认为是同一码事，他认为是两码事。两码事，当然要不同对待。这怎么是双重标准呢，这分明是实事求是嘛。
这种争论，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。因此，批评、指责对方双重标准，也是无效的批评和指责，说服力不强。
西方人精通意识形态斗争术，在这方面经验丰富，主要表现在，他们对人脑的这种思维习惯——成套打包，早有了解，并加以充分利用。
落实到具体战术上，就是妖魔化对方，先入为主地贴上标签。一旦你接受了他们的标签，他就在你的头脑里植入了对那人那事那物的固定看法，且难以改变。然后，无论他们对那人那事那物做什么，你都会不以为意。
做东西方关系中，西方国家持之以恒地把东方国家——现在主要就是中国和俄国，加以妖魔化。细看他们的种种做法，其实不出中世纪以来宗教斗争的套路，就是把对方描述为不可理喻、超级邪恶的魔鬼。
只有理解了西方人这种意识形态斗争术，才能看明白很多西方人对中国、俄国的态度。
我们中国人会很难理解，美国人一边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公然打压、封锁华为，一边还大谈开放贸易，批评中国反制美国的公司。我们会纳闷，人的脸皮怎么会那么厚呢？干坏事的，见过。这么理直气壮干坏事且还要反咬一口的，我们文明古国的人还真是没怎么见过。
并且，西方的公众，对美国打压华为公司，很少有反对之声。要知道，他们自诩自得于自由贸易、开放社会这些先进理念，可是好多年了。他们怎么解释自己这种完全自相矛盾的做法和观念呢？
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，美国早已完成了对中国的妖魔化。在西方舆论场中，他们把中国政府丑化为全面监控信息的“老大哥”。这种妖魔化，和西方公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既有丑化标签叠加在一起，更加牢固。既然如此，身为中国通信公司的华为，当然就不能信任了。对华为做什么，都是可以的。
所以，西方公众真心认为，美国打压华为，可以。而中国如果反制美国公司，不但不被认为是合理、正当的反击，反而会进一步强化中国的妖魔形象。
可见，贴标签、双重标准这些看似“错得浅”的行为，其实背后有深刻的心理根源，是更深层次意识形态分歧的表现。
到目前为止，在这种意识形态斗争中，我们处于被动防守、招架的状态。我们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，早已被西方那些“意识形态斗士”蓄谋已久、老谋深算地妖魔化。这是我国目前在世界舆论场上比较被动的原因所在。
那么，如何应对人类“贴标签”“双重标准”这些思维习惯呢？进一步说，如何扭转我国在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被动局面呢？
关于这个，下篇文章继续说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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